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及其時代意義

 　　關鍵詞：城鄉關系;城市空間;資本主義;工人階級

　　摘要：恩格斯對工業城市的產生、階級矛盾的探究和城鄉關系的分析至今仍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從城市的視角入手，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城市空間的分布和階級意識的形成緊密地結合起來，從不同的路徑與馬克思共同走上歷史唯物主義的道路。通過揭示工人階級在城市的遭遇，他將城市的諸多問題整合到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整體批判之中，以便喚起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和政治能動性，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城市問題的康莊大道。

　　《現代哲學》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哲學期刊投稿論文發表，也是教育部社政司從百余種刊發哲學論文的期刊雜志中認定的10類哲學類CSSCI刊物之一，并被多所大學列為國家級刊物。

　　毫無疑問，就理論的熱度來說，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唯物史觀的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的形成及階級斗爭等學說相比，學術界對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的闡釋和把握還遠遠不夠，它甚至被長時間地忽視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至少存在兩種可能的解釋：一種是人們在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中難以找到明顯的以城市為主題的系統理論，有關城市的思想總體上仍然處于一種碎片化的狀態;另一種是盡管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城市化運動在全球的侵蝕和擴張，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挖掘和梳理也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興趣和重視。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以亨利·列斐伏爾、戴維·哈維、卡斯特爾為代表的思想家開啟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空間轉向，“城市空間”“靈活積累體制”“網絡社會”等新概念的介入使得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考察。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和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過程中，恩格斯對工業城市的產生、階級矛盾的探究和城鄉關系的分析依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鑒于此，本文擬通過重新挖掘和考察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來反觀當代城市發展的實踐和趨勢。

　　一、從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談起

　　眾所周知，《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恩格斯根據當時在英國(1842—1844年)的親身觀察、親歷走訪、親自研究大量可靠材料而撰寫的一部經典著作，其中蘊含大量的豐富的城市化思想。對此，馬克思曾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后，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1]確實，恩格斯將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同城市的興起、工人階級的形成以及諸多災難的發生結合起來，詳細論述了工人階級在為大城市的發展做出巨大犧牲的同時又面臨著極端悲苦的生活境況，揭露了英國自發的城市化運動的巨大矛盾。我們知道，英國的城市化運動與工人階級的歷史緊密相關，它肇始于18世紀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明，新技術和新工具的運用引起了產業革命和市民社會的全面變革，機器生產迅速取代了簡單的手工勞動，大量農村人口從分散走向集中，小城鎮逐漸變成了大城市。

　　然而，“在19世紀以前，城鎮上的各種活動大致是平衡的。雖然工作和做生意一直是重要活動，但是，城鎮居民同樣也費許多經歷從事宗教、藝術、戲劇等活動”[2]461。以紡紗業為例，以前的紡紗織布家庭大都散布在靠近小城鎮的農村，他們幾乎很少進城，即使織好的布也是交給買辦商拿到當地的市場上賣。由于本地市場的需求有限，加之競爭又不激烈，他們不僅能攢下一定的積蓄，而且閑時還能在租賃的土地上耕種。不僅如此，他們無需過度勞動，也沒有強制的工作時間，更沒有酒館和賭場引誘他們去過一種不道德的生活，空閑時常常與鄰居一起鍛煉身體、聊聊家常�？梢哉f，早期的織工們與城鎮長期保持一種隔離狀態，“他們在自己的平靜、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沒有產業革命，他們是永遠不會丟開這種生活方式的”[3]283。然而，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沃斯發明了第一臺珍妮紡紗機，之后經過不斷的改良又陸續出現了經線織機、梳棉機、動力織機等機器，這些發明迅速引起了生產方式和市民社會的全面變革。在生產方式上，機器的發明和改進對手工勞動形成了一種壓倒性的勝利。一方面，機器的使用導致生產費用降低，棉紗產量迅速增多，產品的單位價格降低，市場需求進一步增大;另一方面，需要的織工數量快速增加，工資進一步提高，以前的居家工人逐漸離開農村，來到城鎮開始了更專業化的織布勞動，他們單靠工資生活，沒有絲毫額外的財產，逐漸形成了早期的新興織工階級。在市民社會方面，資本主義城市中表現出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面，像倫敦這樣的商業帝都繁華熱鬧，車來人往，絡繹不絕;另一方面，在這繁華的背后不僅暗藏著“貧民窟”，還暴露出人性的丑惡。即使生活在喧鬧的城市，街頭巷尾和來來往往的人們卻形同陌路，誰也不看誰一眼，彼此之間界限明顯，這種孤僻冷淡、目中無人的利己主義構成了當時社會的基本原則。無論是生活在同一個城市還是不同的城市，這種露骨和冷漠的特點不僅可以用來形容倫敦，而且也能形容曼徹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因此，這就造成了人們對城市和鄉村看法的截然不同，前者代表了利己主義、物質主義、匿名性，后者表現出家庭美德、傳統習俗、親緣性。

　　為什么會表現出如此矛盾的形象呢?在《鄉村與城市》一書中，威廉斯認為，“這種形象所產生的以及與之相關的經驗，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關系。資本主義將必然的唯物主義從必然的人性中分離出來，而這種分離不僅體現在工作和休閑、周中和周末、社會和個體的二分法中，也體現在城市和鄉村之間”[4]94。由于人們對這種持久的沖突和分裂在短時期內又束手無策，只好用城市和鄉村的對比來解釋周圍所發生的變革，這樣可能會讓我們更好受一點。但是，“在古代，城市從來沒有成為新生產方式的搖籃。羅馬和各行省之間的聯系完全是政治的;城市無非就是隸農制生產方式之上的一個行政中心。其內部的斗爭可能會破壞這一政治結構，但在舊的廢墟之中，并不存在孕育全新生產方式的基礎”[4]9。因為古代的城市并不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即使存在內部的斗爭也被內部消耗了，根本無法開啟一個新的現實運動。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和鄉村的出現是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5]520。事實上，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紀，它由眾多獲得自由的農奴建立起來，大量自由農奴的出現使得以貨幣形式存在的資本第一次成為可能，這促使早期的商業城市隨之興起，同時也引發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城鄉分離。近代產業革命不僅促進人口頻繁流動，而且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機器生產“建立了現代的大工業城市——它們的出現如雨后春筍——來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5]566。最初，大工業城市只是經濟生產的重要腹地，隨著不斷的發展，其逐漸成為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這時，現實的城鄉差異導致在人們的意識中也產生了一種持久的城鄉分離。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正是城鄉的分化塑造了人類社會從古代邁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進程”[4]9。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無法克服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事實上，它每天都在加強這種對立，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建立在城市對農村的剝削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這種對立的消解是有條件的，“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密的聯系，并適應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擴充起來——同時這要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和愚昧無知的狀態中掙脫出來”[6]。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進一步補充道：“只有按照一個統一的大的計劃協調地配置自己的生產力的社會，才能使工業在全國分布得最適合于它自身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7]然而，由于時代和歷史的局限性，“在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和富裕的條件下，人類社會仍要通過有意識的努力，創建平等的社會制度，改善城鄉關系”[8]。

　　二、工人階級的一般狀況與城市住宅的空間隔離

　　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城市的發展與工人階級的犧牲是成正比的。恩格斯從倫敦著名的“烏鴉窩”圣詹爾士開始，考察了包括都柏林、愛丁堡、利物浦、諾定昂、格拉斯哥、利茲、曼徹斯特等城市。但是，“不論在哪里，如果在鄉村與城市之間，在中產階級區與窮人區之間，在低密度區和高密度區之間，兩相做一個比較，發病率與死亡率高的，常常在后者”[2]480 ，這足以揭露出工人階級在這些城市里所遭受的諸多苦難。一方面，工人們常常衣著破爛、體弱多病，住在緊挨著富人的地下室里。那里沒有排水溝，到處是垃圾和污水，天熱起來臭氣彌漫。工人們不分男女老幼住在同一個“房間”，那里幾乎沒有什么“家具”，因為他們交錢的多寡與住的條件緊密相關。“但是不管怎么樣，還有一個藏身之所的人，比起無家可歸的來總是幸運的。”[3]331工人們在惡劣的環境下難免道德敗壞，即使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約翰教區和圣瑪格麗特教區也十分常見。另一方面，越靠近資產階級住宅的地方，不僅店面繁華，而且街道整潔，從他們住宅的高雅環境可以看出他們所處的地位和所屬的階級。例如，美麗如畫的都柏林和具有雅典之稱的愛丁堡，生活在那里的貴族區和貧民區形成了驚人的對比。即使是在海港城市利物浦和工業城市諾定昂，繁華富足的背后仍無法掩蓋野蠻和陰暗，工人們大多住在狹窄、潮濕、發霉的地方，常常伴有乞丐、流浪漢、小偷和妓女出沒。例如，根據政府派來調查織工狀況的官員描述，“在最下等的夜店里，一間房屋里面有10個、12個、乃至20個人，有各種年齡的半裸或全裸的男人和女人，雜亂地睡在地板上”[3]318-319。 類似的城市還有利茲、布萊德弗德以及靠近曼徹斯特的地方。

　　曼徹斯特是恩格斯最為熟悉的城市，它屬于4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盡管曼徹斯特分為新城和舊城兩個部分，但是它們的共同點“是空間的新型隔離和區分，以及階級之間的隔離感和冷漠感”[9]143。在住的方面，工人區和富人區被嚴格地分開，即使生活在富人區很多年的人也有可能碰不到工人，更不會走進工人區，因為他們住所的好壞和城市的繁華區域在空間上有密切的關系。從店鋪所在的位置就能輕易看出老板的富有程度，最富有的人離工人區最遠，他們住在空氣新鮮、交通方便、視野開闊的郊外別墅;中等富有的人的住所離工人區也有一定的距離，周圍的街道也較為整潔。然而，緊挨著工人區的城市建筑十分隨意，既不符合警察的規定，也沒有什么規劃，房子亂七八糟地擠成一堆。一方面，工人的房東為了自身的利益，在修建時就精打細算，許多房屋即使成了危樓也不會修繕;另一方面，房客頻繁更換，加之大肆破壞，工人們常年生活在臟、亂、差的地方，只有受到流行病的威脅了，衛生警察才來突擊檢查一下。“不難想象，在這些骯臟的洞穴里只有那些穿得很破、吃得很壞的人才能住下去。”[3]349在穿的方面，工人們幾乎沒有亞麻布和毛織品，粗布成了工人服裝的典型象征。然而，粗布不僅質量差，而且數量又少，工人們的衣服常常是縫了又縫、補了又補，許多愛爾蘭的婦女和小孩甚至養成了赤腳走路的習慣。而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大多穿著法蘭絨的內衣、護胸、緊身衣和肚兜等高端產品。在吃的方面，盡管英國的大城市里什么都能買到，什么都能吃到，但是這對工人來說卻是個例外，他們得到的都是資產階級丟棄不要的，不僅沒錢買好一點的東西，而且工資也是等到所有好東西幾乎都被賣光了才發放。此外，由于市場監管不力，懲罰力度不夠，甚至很少懲罰，這導致很多小商販肆無忌憚地將發臭的病死的牲畜賣給貧窮的工人。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工人們都受著雙重的壓榨和欺騙，眾多商人和廠主毫無良心，大肆摻假欺騙眾多的貧苦工人。毫無疑問，工人們只有持續工作才能勉強生存下去，但是沒人能保證他們每天都能工作，一旦生病或因其他原因無法繼續勞動，社會的殘酷和無情立刻向他們暴露出來。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不僅十分惡劣，而且時常變動，即使那些過去和現在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工人，也時常擔心明天是否還能繼續保持。盡管他們中的部分人深知這個道理，但也無能為力，因為“每一個工人都有可能通過這一整個階梯，從相對的舒適轉到極端的貧困，甚而至于餓死;幾乎每一個英國無產者都能滔滔不絕地敘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3]358。

　　三、工廠制度的矛盾與城市生活的其他問題

　　各種機器的突飛猛進使得資本雄厚的廠主們紛紛采用機器生產，并且建立起了極其嚴格的工廠制度，這極大增加了商品的數量和利潤。“慷慨”的老板偶爾也會給工人們多發一些工資，但這并不意味著工廠工人們的生活狀況得到了改善。事實上，機器改進得越好，給工人帶來的后果也就越嚴重。因為在一個不合理的制度下，這些發明反倒使得極少數人占有和剝奪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失業加劇，生活貧困。機器生產不僅帶來了產品數量的迅速增加，而且也導致了大量工人的失業，因為手工勞動不斷被機器代替，原先的工人要是沒有更多的價值就不得不被解雇掉，除那些經過長期訓練的精紡工能拿到較高的工資外，普通紡工的工資普遍很低，而且隨時都有可能被老板解雇。被解雇的這部分工人不但很難繼續就業，而且還面臨巨大的生活壓力。更殘酷的是，要是哪個老板舍不得改進機器，但又不得不與采用新機器的工廠競爭，那么那個老板的工人就會得到更低的工資，這種情況在棉紡織業最為常見，因為手工織業是一切失業者的最后避難所。一方面，他們人數眾多，工作時間最長，工作條件最差，工資又最少;另一方面，他們住在又臟又破的地方，生活必需品常常是土豆和少量的燕麥粥，幾乎沒有肉，因此，手織工的生活算得上是最壞的生活。盡管如此，資產階級還是謊話連篇，他們告訴工人，產品單價降低會進一步擴大消費市場，消費量的增加又會促使失業的工人在新的工廠里找到新的工作，但是他們決不會告訴工人，這個過程之間還隔著很長的時間。此外，資產階級將痛苦的織工生活與工廠工人的生活進行對比，從而試圖進一步為工廠制度和機器的改進開脫。

　　其二，道德墮落，犯罪率升高。工廠將男女老少集中在一個狹小的地方，工人們的相互接觸及其性格的扭曲導致許多違背道德的事情頻頻出現。由于廠主大多沒有受過什么教育，加之他們對社會偽善習俗的藐視，廠主往往成了女工身體和美貌的主人，因此，大量年輕的女工常常很早就失去了童貞，城市的大多數妓女也是這樣產生的。事實上，在普遍實行機器生產的工業部門里，“工人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在內心里、在表面上都反抗資產階級，或者過酗酒和放蕩的生活”[3]425。

　　其三，身體衰弱，智力下降。為了追逐更高的利潤，資產者實行殘酷的夜班制，白天和夜晚的輪班工作常常使工人的休息時間處于混亂、顛倒、被剝奪的狀態。這種可怕的勞動不僅對小孩甚至對成年工人的神經系統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從而導致身體的迅速衰弱。如果遇到了更加殘忍的廠主，由于沒有更多可供替換的工人，以便使之前的工人休息一兩個小時，他們經常被迫連續工作三四十個小時，這樣持續高強度的工作導致大批工人身體畸形，其中脊柱和兩腿的彎曲最為常見，同時扁平足和骨盆畸形普遍增多，因為他們必須長時間站著工作。“即使年輕人有比較結實的身體，比較好的營養和其他條件，受得住這種野蠻剝削，但是他們也免不了要鬧背痛、腰痛、腿痛、關節腫脹、靜脈擴張，或大腿和小腿上生大塊的頑固的潰瘍。所有這些疾病在工人中幾乎是普遍的現象。”[3]440-441尤其是在紡麻廠和棉紡廠的工人，他們每日工作13個小時，幾乎所有的工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上述病癥，這種情況的真實性得到了利茲城的皇家外科醫學會會員弗蘭西斯·沙普和具有18年醫學工作經歷的海依博士的證實[3]438-441。同時，布萊德弗德的外科醫生波門特、法普、德林瓦特、鮑爾、勞頓博士等委員，以及塔夫耐爾爵士、戴維·巴萊博士也曾描述過這種嚴重的后果[3]439。

　　此外，恩格斯特別考察了工廠制度給婦女和兒童的生活世界造成的巨大影響。例如，像紡織這樣的部門，機器生產不再需要大力氣的男性工人，手巧靈活的婦女和孩子反倒更能勝任，大量婦女和兒童不斷擠占了成年男工的工作，這就造成了大量男工的失業，同時也加劇了對婦女和兒童的傷害。男工們要么失業，要么就得從頭學習其他的技能，導致從事生產的工人越來越年青化。例如，“在使用水力紡紗機的紡紗工廠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騾機的紡紗工廠里只有一個成年男紡工(在使用自動紡機時，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幾個接斷頭的助手，后者多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時是十八歲到二十歲的青年男子，間或是失了業的老紡工”[3]427。然而，即使在統計到的大量童工和婦女的數字面前，資產階級的老爺們仍然試圖歪曲男工被排擠的事實。事實上，這種顛倒的秩序至少給婦女和兒童帶來了以下幾點致命的后果。

　　(1)孩子無人照管，安全難以保障。由于父母在外工作，稍微大一點的孩子便無人照管，這就難免發生諸如燙傷、淹死、摔死等事件。

　　(2)母愛缺失，親情冷淡。為了不被雇主解雇，即使是剛分娩不久的母親，也不得不扔下還在吃奶的孩子繼續到工廠里勞作。因此，孩子們常常營養不良，缺少關愛，致使親情逐漸冷淡，即使孩子長大了也可能表現出對父母的不滿意。

　　(3)夫妻長期分隔異地，導致家庭破裂。由于夫妻不在同一個地方工作，很長時間不在一起，即使遇到了問題也缺乏及時有效的溝通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矛盾的不斷增加，常常導致家庭解體、道德敗壞等問題的出現。即使那些勉強保住家庭的人，男子們常常在家洗衣、做飯、帶孩子，女人早出晚歸，疲憊不堪，正常的家庭關系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我們必須承認，兩性間的關系之所以這樣完全顛倒過來，只是因為這些關系一開頭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礎上。”[3]432事實上，家庭的解體不過是揭開了那些將自己的統治建立在謀求大部分甚至全部家產的私人利益的“溫情面紗”，自私自利早就戰勝了作為家庭紐帶的愛。

　　(4)生活能力下降，未婚女并不比已婚女好。工廠制度下的未婚女從小就在廠里生活勞動，除廠里的特定工作外，什么也不會。女孩們不僅很草率就結了婚，而且常常無法承擔家庭的責任，即使像日常的洗衣、做飯、看小孩的事情也一無所知。

　　面對如此顛倒的世界，一方面，工人階級的反抗意識逐漸增強，斗爭運動也迅速增多;另一方面，工廠法的頒布使得工廠制度的惡果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各地區并沒有嚴格遵照執行，工人們仍然會患各種嚴重的疾病，義務教育的法令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甚至許多廠主無視法律，繼續雇傭童工長時間工作。1839年，10小時法案在工人之間得到了廣泛的宣傳，工人們的呼聲更加強烈，同時，英國的托利黨和輝格黨就工廠制度、濟貧法、工廠法展開了激烈的較量，不斷推動著新的工廠法和其他相關措施的施行�？傊�，大城市給工人的身心健康帶來了極大的傷害，“原因在于大城市人口集中，充滿各種誘惑，而壞榜樣又具有強的傳染性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酗酒、縱欲、犯罪在大城市是非常普遍的現象”[10]。

　　四、結語

　　綜上所述，恩格斯從城市的視角著手，“將城市空間和社會關系當作資本主義生產的爆炸式增長和工人階級的意識與政治可能性的到來之間的關鍵調節器”[9]141，揭露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進程表現出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大量的工人辛勤勞作，但在物質和精神方面均飽受苦難;另一方面，少數的資產者游手好閑，但在精神和物質方面均充裕富足。因此，列寧認為，“恩格斯第一個指出，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的階級，正是它所處的那種低賤的經濟地位，無可遏止地推動它前進，迫使它去爭取本身的最終解放”[11]。馬克思恩格斯試圖以實證理論的方式去激發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能動性，他們深信大城市是資本主義發展最充分的地方，同時也是反抗和斗爭條件最為成熟的地方，因為“大城市是工人運動的發源地，在這里，工人首先開始考慮自己的狀況并為改變這種狀況而斗爭;在這里，首先出現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對立;在這里，產生了工人團體、憲章運動和社會主義”[12]。確實，當時歐洲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德國、法國、英國等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爆發了工人運動，他們為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浴血奮戰，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當然，“統治階級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在這些年中之所以還能抱成一團，是因為面對反叛的工人階級，他們間的某些對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對次要的地位上)”[13]。不可否認，馬克思恩格斯都期待，城市無產階級有朝一日會自覺地去領導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城市里所表現出的“顛倒鏡像”似乎也反映出他們在分析資本主義制度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城市把資本主義的罪惡表現得淋漓盡致;另一方面，只有在城市中社會主義的革命力量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因為“資本集中、階級分化加劇的趨勢都出現在城市里，所以城市無產者的聚集和普遍貧困更容易促進階級自覺并催生革命的組織”[4]14。類似這樣的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也得到了重申和強調�？梢钥吹�，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不僅為科學社會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的確開辟了一條例外的研究城市空間、資本主義發展和階級形成的康莊大道”[9]147-148，為德國盡可能避免發生類似的災難發出了警告，因為他們的“社會制度到底是相同的”[3]279。

　　既然如此，對于工人階級來說，這是否意味著直接摧毀工廠制度就萬事大吉了呢?其實并不是這樣，“隨著研究的繼續，恩格斯對于城市問題的看法轉變為對資本主義的堅決批判”[4]12 。他意識到，工廠制度之所以是罪惡的，是因為支撐它的基礎是罪惡的，這個基礎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工廠制度只是整個社會制度的一個鮮活的表象，工人和廠主之間的矛盾只是資本主義總矛盾的一個外在表現，因為這種制度上的矛盾造就了顛倒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里人人自危。盡管資產階級想盡辦法來麻醉無產階級的反抗意識，但是他們的無聊說辭都會被具體的行動所駁斥，因為“資產階級，不管他們口頭上怎么說，實際上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當你們的勞動產品能賣出去的時候就靠你們的勞動發財，而一到這種間接的人肉買賣無利可圖的時候，就讓你們餓死”[3]274。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對工人階級遭受的苦難予以揭露并不是針對某個人或哪種人的控訴，而是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抗。在這個苦難的世界里，人類的本性已然扭曲，社會逐漸出現一種畸形的怪象：勞動的人越來越多，卻越來越貧窮;不勞動的人越來越少，卻越來越富有;勞動的人越來越慷慨、誠實，不勞動的人越來越自私、虛偽;社會逐漸形成了兩大對立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因此，從世界歷史的視野來看，無產階級必將意識到自己的普遍利益與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相沖突，而與全人類相一致，全世界無產者必將聯合起來，以解放全人類的利益為己任，才能最終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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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城市化思想及其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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