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理論內涵及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摘 要：新發展階段的共同富裕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根本保障，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重要載體，面向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一種狀態。從共同富裕理論內涵的演進邏輯來看，整個社會富裕程度的不斷提高是共同富裕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而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才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內涵，應當立足于發展成果共享的理念去構建共同富裕的指標體系。對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測度可以從收入與財產、發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三個維度來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使用五級分類法對各個基礎指標對實現共同富裕的權重作出初步判斷，采用“橫縱向拉開檔次法—BP神經網絡分析法”的復合方法對共同富裕指數進行合成。

　　關鍵詞：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總體富裕;成果共享

　　《金融經濟》是半月刊，一月兩期，上半月刊是市場版，下半月刊是學術版。作為全國優秀經濟類期刊，上半月刊市場版，每月2日出版，面向市場，側重經濟金融熱點觀察，焦點話題深度報道，經濟形勢預判分析，金融理財知識傳播;刊物直通生活、新穎活潑、雅俗共賞、寓教于樂，融金融性、知識性、趣味性、時代性于一體。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2)07-0003-09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隨著我國邁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成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聚焦點與落腳點。2021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指出，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并強調要抓緊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提出科學可行、符合國情的指標體系和考核評估辦法�，F有關于共同富裕的探討主要圍繞著其理論內涵與實現路徑兩個方面展開，本文擬在梳理共同富裕演進邏輯與理論內涵的基礎上，對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理念、構建原則以及構建設想進行初步探討，這對于準確評估我國推進共同富裕的基本狀態、制定促進共同富裕的路徑政策具有參考意義。

　　一、共同富裕理論內涵的演進邏輯

　　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中提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配理論，共同富裕屬于生產成果分配層面的問題，它是在生產力不斷發展基礎之上，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狀態。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財富水平的不斷增加，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目標及內涵相應地就會存在差異。也就是說，共同富裕本身是一個相對概念，是一個不斷演進的動態發展過程。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經濟處于貧困落后階段，經濟建設的基本任務是恢復和發展工業和農業生產，從而盡快改變貧困落后的狀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推行帶來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衡，工業和農業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非常突出，農村居民收入遠遠低于城鎮居民，統籌兼顧、綜合平衡成為這一時期經濟建設面臨的重要問題。1953年《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首次提及“共同富裕”的概念，指出要“使農民能夠逐步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1955年毛澤東同志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座談會上進一步指出，“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1]。在分配領域，主要采取均等的按勞分配方式來進行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由此可見，這一階段的共同富裕在“共同”的層面體現為發展成果以相對平均的方式進行分配，在“富裕”的層面體現為關注農村居民盡快擺脫貧困，主要側重于強調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收入分配的相對平均。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嚴重失調的重要比例關系都基本上得以調整，國民經濟得到持續穩定的發展，特別是在農村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各種生產責任制的初步推行、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范圍的擴大提高了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城鄉收入差距在短期內逐步縮小。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強調效率優先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此時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避免兩極分化，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也得到進一步深化[2]。1985年鄧小平同志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提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3]149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中進一步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373-374由此可見，這一階段的共同富裕體現著先富以及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動態發展過程，在過程層面允許居民、地區等不同主體之間存在一定的貧富差異，由此來盡快地推動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富裕起來，在結果層面的最終目標是要消除兩極分化，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變化，社會主要矛盾由過去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新發展階段下，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上，成為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落腳點。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強調，“我們要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所需所急所盼，讓人民共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發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十期《求是》雜志發表重要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分忻鞔_提出，“我們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這意味著，新發展階段下從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出發，共同富裕具有更加豐富多維的理論內涵。這一階段的共同富裕在共享主體上更加強調追求“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即是由全體人民，而不是一部分人來共享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成果，在共享內容上更加關注全體人民共同分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多維度的發展成果，涵蓋了收入分配合理性、區域發展平衡性、行業發展協調性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多個方面，在共享方式上不是堅持絕對的平均主義，不是所有人群、所有地區同時實現富裕，而是形成不同群體、不同地區的合理分配格局。

　　從共同富裕理論內涵的演進邏輯來看，其理論內涵本身具有動態發展的特性，它會隨著生產力和財富水平的發展不斷進行拓展和深化。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呈現出形態更高級的演進特征，不斷發展的生產力和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正在賦予共同富裕更加豐富化、多樣化的理論內涵�！吨泄仓醒腙P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指出：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要堅持人民至上，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F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總體富裕與共享富裕兩個層面來刻畫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劉培林等[4]將共同富裕界定為全體人民共創日益發達、領先世界的生產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萬海遠和陳基平[5]也將共同富裕理解為國民總體富裕和全體居民共享富裕。而事實上，領先世界的生產力水平與社會總量財富的增加確實屬于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與基礎支撐，但從嚴格意義上來看，共同富裕的核心元素集中體現在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發展成果上。

　　二、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

　　理論內涵是綜合評價的重要前提，只有充分厘清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才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構建新發展階段下共同富裕的評價體系。新發展階段下的共同富裕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根本保障，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重要載體，面向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一種狀態。從共享主體、共享內容和共享方式三個層面來看，其理論內涵包括：

　　(一)共享主體：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價值的本質體現與內在要求。馬克思的分配理論指出，只有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得到全面自由的發展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公平問題的實現與解決。當生產力高度發達、財富充分涌流、勞動成為人們自我發展的第一需要時，體現公平正義的共同富裕是最終要實現的社會理想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共享發展理念，并強調防止兩極分化、促進共同富裕對于實現社會和諧安定的重要意義。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更加注重解決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根本目的。因此，從這一目標出發，新發展階段下的共同富裕的主體是全體人民，而不是少數人或一部分人，不是少數地區或一部分地區，它是全體社會成員按照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共同分享發展成果。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必須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二)共享內容：物質財富與精神成果的全面共享

　　共同富裕是一個動態發展的相對概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財富水平的不斷增加，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將更多體現為全方位、全領域的共享。馬克思指出，未來理想社會是一個社會生產力和人的精神生活都高度發達、發展的社會。新發展階段下的共同富裕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高度統一的，它是在大力發展社會物質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滿足全體人民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種高級狀態，涵蓋了物質財富與精神生活的全面共同富裕。即新發展階段下的富裕既包括了物質財富的充足，也包括了精神成果的充實，而精神成果的充實不僅體現為優秀的文化產品服務、良好的生態文明環境、宜居宜業的社會生存環境等多維度的內容，還體現為通過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提供全方位全生命期健康服務、健全終身技能培訓制度等來提升人的全面發展能力，通過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公共服務政策保障體系等來改善人的全面發展環境，從而讓發展成果全面惠及全體人民，滿足全體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豐富化、多樣化的需求。

　　(三)共享方式：更加平衡的分配格局

　　共同富裕并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均富”思想。馬克思在其未來社會思想中提出，必須通過消滅剝削賴以存在的私人財產占用制度，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社會少數人占有多數人的勞動成果這一歷史現象。不難發現，這里共同富裕其實是相對于兩極分化而言的，并不是簡單等價于絕對的平均主義。公平正義的內涵范疇本身需要與一定歷史階段下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相適應。新發展階段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核心主題，從這一要求出發，需要形成更平衡更合理的分配格局，在區域層面集中體現為協調發展[6]，在個體層面集中體現為橄欖型分配結構。我國各個地區在自然稟賦、區位條件等方面均存在著巨大差異，如何立足區域自身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來實現區域間的協調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內容。加快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區域重大戰略的深入實施是為了更好地促進區域間融合互動、融通補充;西部大開發、東北全面振興、中部地區崛起、東部率先發展等區域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也是為了更好地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

　　收入分配是全體社會成員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最基本的方式與內容。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的平均主義不利于形成對社會經濟活動的有效激勵;改革開放以后，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收入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在激活各類經濟主體活力的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新發展階段下的共同富裕要求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是在各個階層的收入均有提升的基礎上去縮小收入差距，在共享方式上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由此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特別是從長遠來看，提升人的文化素質、智力水平以及能力水平，即增強人的自身發展能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內容，因此，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發展成果還體現在每個人均有平等的資格和機會去參與整個經濟社會活動。應為人民提供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的通道，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壯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中等收入群體富裕程度，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提質擴容。

　　三、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依據

　　基于上述對于共同富裕演進邏輯與理論內涵的梳理，本文將從構建理念和構建原則兩個方面討論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依據。

　　(一)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理念

　　現有研究對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與實現路徑等問題進行了理論與定性方面的大量探討，但討論新發展階段下共同富裕評價體系的研究尚不多見。從已有的定量視角的討論來看，雖然在基礎指標的具體選擇中存有一定的差異，但其測度體系的構建理念基本相同。第一類研究主要是基于發展層面的總體富裕與共享層面的成果共享兩個維度來構建具體的指標體系。劉培林等[4]提出共同富裕的政治內涵為“國強民共富”、經濟內涵為“人民共創共享日益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成果”，社會內涵為“中等收入階層在數量上占主體的和諧而穩定的社會結構”，并在此基礎上分別從總體富裕程度和成果共享程度兩個維度構建共同富裕的指標體系框架。萬海遠和陳基平[5]也提出發展與共享是共同富裕的量化依據，可以使用人均國民收入來反映發展程度，用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來刻畫社會共享程度，但同時也指出，總體富裕與共享富裕并不是完全替代或完全互補的關系，且隨著總體富裕水平的提高，共同富裕的重要程度也會越來越大。第二類研究將指標體系擴展到三個維度，除了總體富裕與成果共享兩個維度之外，進一步將可持續性維度也引入了共同富裕的測度體系。陳麗君等[7]認為，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是指全體人民有機會、有能力均等地參與并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它是一個會隨著社會變遷持續善治的過程，必須要與人口、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相協調，因而在共同富裕指數模型構建中除了發展性維度與共享性維度之外，還應當考慮體現財政、治理、生態等內容的可持續性維度。李金昌和余衛[8]也提出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需要以人民為中心，緊扣富裕、共享和可持續三個基本點，涵蓋過程指標體系與結果指標體系兩個組成部分，其中，過程指標體系主要包括經濟質效并增、發展協調平衡、精神生活豐富、全域美麗建設、社會和諧和睦、公共服務優享等六個方面，結果指標體系主要包括共享性、富裕度、可持續性三個方面。

　　基于此，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的相關研究，如表1所示。

　　從共同富裕理論內涵的演進邏輯來看，不斷發展的生產力是其內在的核心驅動力，當生產力水平處于不同發展階段時，相應地，共同富裕的內容就會存在一定差異。也就是說，總體富裕其實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與基礎支撐[10]，但并不屬于共同富裕核心內涵的范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步入了新階段，經濟實力、科技實力以及綜合國力均已獲得大幅提升。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結果顯示，2021年我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10萬億元大關，高達1 143 67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8.1%，經濟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80 976元，按照世界銀行2020年公布的最新標準，即將步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在整個社會總體富裕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共享富裕的重要性也在不斷增強[5]，因此，在新發展階段下，應當立足于成果共享的理念構建共同富裕的評價體系。進一步，并不是所有的社會制度都以共同富裕作為其發展目標，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與發展要求[9]，公平正義原則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本質體現，因此，在新發展階段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評價體系應當基于新發展階段的內在要求，充分考慮共享的主體為全體人民，集中從發展成果共享的構建理念出發去刻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具體而言，從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來看，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共同富裕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需要：一是體現出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成果共享的主體為全體人民，由此系統描述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狀態。二是要體現出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成果共享的內容涵蓋物質財富與精神成果的全面共享，由此完整度量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豐富內容。三是要體現出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成果共享的方式為形成更平衡更合理的分配格局，由此充分刻畫出成果共享方式的多重維度。

　　(二)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

　　從統計測度的角度來看，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應當遵循如下原則：

　　第一，需要通過構建綜合的評價指標體系來全面度量共同富裕的基本狀態。一方面，新發展階段下的共同富裕具有非常豐富的理論內涵，涉及不同主體在收入水平、能力水平以及福利水平等方方面面的均衡發展，因而想要準確描述出共同富裕的變動情況，很難通過某一個單一的指標來實現;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集中體現，屬于一種規范性的主觀價值判斷，需要立足不同發展階段的典型特征來選取指標進行綜合測算。因此，對于共同富裕的量化評價一般采用統計指標體系來反映共同富裕各個維度在一定時間所達到的狀態，通過多要素、多指標來進行全面的綜合測度，現有研究一般也傾向于選擇基尼系數、勞動報酬占比、基本公共服務差距等基礎指標來構建共同富裕的綜合評價體系進行定量刻畫。

　　第二，需要充分考慮各個階段的目標重點來構建測度體系。共同富裕并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的靜止狀態，而是一個隨著不同歷史階段演進而動態發展的過程，并且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目標與側重點也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新發展階段下共同富裕的評價體系還需要立足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與動態性來選擇指標。我國已經做出到“十四五”時期末全體人民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本實現的重大戰略部署。新發展階段下的共同富裕更側重于強調橄欖型分配結構、向上流動通道、區域協調發展、精神生活富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的內容。因此，新發展階段下共同富裕評價體系應充分涵蓋這些維度的基本指標。

　　第三，需要立足于結果層面來評價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共同富裕雖然建立在不斷發展的生產力與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基礎之上，但這并不意味著總體富裕的各種表現都可以刻畫出新發展階段下共同富裕的核心內涵。如前所述，現階段的共同富裕更多強調在結果層面對經濟發展成果的最終分配狀態。因此，從構建原則來看，新發展階段下的共同富裕評價體系應當基于結果層面來選擇相關的度量指標�，F有研究中所討論的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數字經濟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民間投資比重等指標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屬于經濟發展的投入層面，而且也無法反映出共同富裕的直接內容，不應被納入共同富裕的綜合評價體系。

　　四、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成維度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評價指標體系以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落腳點，筆者從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出發，以發展成果共享為構建理念，基于綜合性、長期性、結果性等原則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程度進行綜合測評，從而為宏觀政策和推動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

　　如前所述，整個社會富裕程度的不斷提高是共同富裕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而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發展的成果才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內涵。從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角度來看，共同富裕應該包括收入與財產水平、能力水平以及能夠享受到的福利水平等多維度的內容[10]。因此，對新發展階段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測度可以考慮從收入與財產、發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三個維度來構建框架，具體而言，可以通過收入與財產水平、能力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差距來以反映全體社會成員對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程度。

　　(一)收入與財產維度

　　共同富裕是相對于兩極分化而言的，是一種合理的、有差別的富裕，它并不等同于平均主義、均等富裕，而是要求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與財富差距均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其中，收入差距是在流量層面來反映分配的差距，而財產差距則在存量層面刻畫成果共享的程度。具體而言，收入與財產維度包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泰爾指數、地區人均GDP的基尼系數、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以及人均財富保有量的基尼系數5個三級指標。

　　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集中表現為居民之間、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從居民收入分配層面來看，可以選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來進行度量�；�尼系數一般用來衡量個體之間收入分配或財富占有的公平程度，其數值越高，表示個體之間的差異程度越大;反之亦然。從整體分配格局來看，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到高位水平波動的特征，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導致居民收入差距高位波動的主要來源[11]，與城鄉收入差距之比指標相比，泰爾指數可以更加充分地考慮人口變動因素，因而可以選擇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泰爾指數來衡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尼系數是測量收入差距的常見方法，現有研究也用其來刻畫地區差異問題。例如，許憲春等[12]在度量我國地區不平衡程度時，將基尼系數方法測度的結果劃分為五個區間，其中0.10以下為輕度不平衡，0.10—0.15為中度不平衡，0.15—0.20為中高度不平衡，0.20—0.30為高度不平衡，0.30以上為極不平衡。因此，可以選擇地區人均GDP的基尼系數來衡量地區之間的分配差距。

　　從國民收入分配層面來看，可以選擇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來進行度量。財產收入與勞動收入是個人收入的主要來源，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勞動收入，也就是說在宏觀層面的國民收入分配中，如果資本要素份額偏高而勞動要素份額過低，則會帶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擴大，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持續提高。在改革開放之初，為了更好地激發要素活力，我國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由此也導致資本要素分配份額上升、勞動要素分配份額下降。只有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才能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富裕，因而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是度量共同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標。財富保有量可以在存量層面刻畫出財產分配水平的高低，而基尼系數是測量差距的基本方法，因而可以用人均財富保有量的基尼系數來衡量財產分配情況。

　　(二)發展能力維度

　　共同富裕是以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為特征、以實現全體人民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社會狀態，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從局部向全面不斷邁進的螺旋式發展過程。其中，提升發展能力是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礎。具體來說，共同富裕的發展能力維度包括人均健康預期壽命、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比重3個三級指標。

　　新發展階段社會成員的發展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資本積累和階層流動通道兩個層面。從人力資本積累層面來看，身體健康狀況和受教育程度是事關社會成員發展能力的關鍵要素。其中，身體健康方面可以選用人均健康預期壽命進行度量，其具體含義是指社會成員在扣除傷殘和疾病后，以健康狀態生活的平均生存年數。與人均預期壽命相比，人均健康預期壽命能夠更加準確地刻畫社會成員的壽命質量，反映個人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生命健康方面的發展能力。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度量指標可選用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進行表征。教育是確保個人享有均等的發展機會與條件、提升個人發展能力的核心途徑，對推動人口和經濟社會持續協調、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選用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充分反映出受教育平均水平，衡量教育資源的可及性與社會成員向更高收入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從階層流動通道層面來看，可以選擇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比重進行衡量。當前我國已經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成就，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需要進一步暢通階層流動通道，確保各收入階層間的流動性保持在較高水平。具體來說，需要通過提高低收入群體發展能力使其向中等收入階層躍遷流動，因而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可以刻畫出低收入階層向上流動的難易程度。

　　(三)民生福祉維度

　　共同富裕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內容，也是由物質富裕向其他領域逐漸延伸拓展的動態過程。具體來說，共同富裕的基礎是物質生活的富裕充足，同時也包含精神文化層面的自信自強、資源環境層面的宜居宜業、經濟社會的和諧和睦與公共服務的普及普惠等內容。因此，共同富裕的民生福祉維度主要包括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PM2.5平均濃度、每萬人擁有的律師數、小學生人均教育經費支出和每千人口擁有執業醫師數5個三級指標。

　　具體來說，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是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特征，也是建設共同富裕社會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其具體衡量方面，可以選用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對社會成員的精神富足狀況進行表征，由此反映出文化產業發展對社會成員精神文化享受的改善情況。在資源環境層面，可選用PM2.5平均濃度反映生態優質情況、表征人民的宜居狀況。在社會和諧層面，可選用每萬人擁有的律師數反映社會安全法治建設情況與居民維權方法的變動。在公共服務層面，應關注教育和醫療這兩個具有前瞻性和針對性的關鍵領域。由于小學教育作為終身教育的初始階段，其普及性和質量關乎每個社會成員的長期發展，因而在教育領域的公共服務選用小學生人均教育經費支出反映各地區的教育資源配置情況[8]。而針對醫療領域的公共服務則選用每千人擁有執業醫師數來刻畫地區高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建設情況。

　　基于此，筆者構建了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評價體系，具體指標如表2所示。

　　五、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的合成方法

　　基于上述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本文進一步從共同富裕指標的監測、指數的合成與指數的應用三個方面分析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與政策指向。

　　(一)共同富裕指標的監測

　　共同富裕指標包含3個一級指標、11個二級指標、13個三級指標。為了更好地監測我國及各區域共同富裕各指標現階段所處的真實水平，本文采用五級分類法對13個三級指標進行評價。

　　首先，對逆向指標、適度指標進行正向化處理。假設CPi為各項三級指標的測度值，Xi為三級指標的真實值。此外，對于個別缺失數據，可以使用線性插值法進行估算補充。若Xi為適度指標，則其適度區間為[q1，q2]。那么，對其正向化處理應為：

　　Xmi=max1≤i≤nXi-k-Xi-k(1)

　　其中，Xmi為正向化變換后的適度指標。k為適度區間的均值。若Xi為逆向指標，那么，對其正向化處理應為：

　　Xni=max1≤i≤nXi-Xi(2)

　　其中，Xni為正向化變換后的逆向指標。

　　其次，進一步對正向化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具體為：

　　CPi=X-min(X)max(X)-min(X)(3)

　　其中，X為數據集，包含正向指標(Xi)、適度指標(Xmi)和逆向指標(Xni)。CPi的結果均分布于區間(0，1) 內。

　　最后，將無綱量化的三級指標結果進行橫向比較，具體為：一是將共同富裕各個基礎指標從高到低分為高、較高、一般、較低、低共5個層次，每層次的對象數量按20%的比重進行分配。將每個指標排在“低”層次的對象依次剔除，剩下的對象為該指標的達標者。二是若某個對象三級達標指標數量大于等于全部指標數量的100%，則稱該對象實現共同富裕。相反，則認為該對象未實現共同富裕。由此，對各個基礎指標實現共同富裕的程度作出初步判斷。

　　(二)共同富裕指數的合成

　　由于共同富裕指數為多維度、多指標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因而要利用綜合評判方法進行系統性的評價。區別于已有的層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13，4，8]，縱橫向拉開檔次法是對各評價對象的一種客觀賦權方法，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指標合成造成的信息損耗，可以反映不同時刻各系統的總體分布狀況以及各個維度的分布差異[14]，因而本文選用該方法求得共同富裕的權重模型，再對各個維度的指數進行加權平均。最終，共同富裕指數的合成公式為：

　　ZCP(tk)=∑Qi=1ωCPi(tk)(4)

　　其中，ω表示權重，CPi表示測度值，tk表示時刻，ZCP(tk)表示共同富裕的合成指數。

　　進而采用BP神經網絡法提高共同富裕指數的合成精度。BP神經網絡法是基于誤差逆傳播算法訓練的多層前饋網絡，能夠修正縱橫向拉開檔次法的合成結果，得到更加符合真實情況的共同富裕發展水平。先將樣本隨機分成E組，輪流抽取E-1組訓練，1組用于驗證，以此得到預測誤差平方和，并加總求和后進行平均，以此作為判斷模型最優結構的依據，從而得到共同富裕的最優參數。

　　(三)共同富裕指數的應用

　　根據上述共同富裕指標的合成結果，筆者認為，其可以應用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各項基礎指標進行動態監測，有助于建立共同富裕數據庫。共同富裕的發展程度集中體現為收入與財產水平、能力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差距大小。通過對收入與財產、發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三個維度基礎數據的實時抓取，可以得到各項基礎數據的變動軌跡，從而全方位展示出我國共同富裕各維度的發展狀況，為該領域的實證研究提供良好的數據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人均財富保有量的基尼系數等適度指標，其發展水平的高低與適度區間的選取密切相關，適度區間的取值隨著經濟社會的逐步發展也會相應發展變化，需要結合現實情況進行動態調整，從而更加科學地制定和調整推進共同富裕相關政策舉措。二是可以用于判斷全國以及各地區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為地方宏觀政策制定提供參考。通過五級分類法將各個基礎指標的達標情況進行統計，以此判斷各地區是否實現共同富裕，但這一做法較為苛刻，要求該對象所有指標均達標，才能說明該地區實現了共同富裕，未來還需不斷研究與完善。從經濟發展的共享層面來看，通過“橫縱向拉開檔次法—BP神經網絡分析法”的綜合評價方法對共同富裕指數進行合成，能夠真實反映現階段我國整體共同富裕發展情況，對發展態勢形成基本認知，可以為地方宏觀政策和推動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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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理論內涵及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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